中式家具内容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在世界家具史上独占鳌头。中国家具独创的榫卯技术，凝结着中国几千年传统家具文化的精粹，明代更是将木工榫卯结构和制作技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为古代家具设计的高峰，明式家具对西方家具设计产生过较大影响。沿着“一带一路”中国古代家具在世界上曾掀起一阵阵“中国风”。被誉为西方家具史上两个高峰时期的法国巴洛克式家具和洛可可式家具，皆从中国家具设计中受到启发。得益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一批优秀的家具人，中国家具一定会用独特的“中国设计”“中国创造”再次惊艳世界。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浸透了民族的文化。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席”有许多超乎其自然功用的含义：一般座位上并不铺席，而座位却总是被说成“席位”“座席”。由此发轫，到场参加某种活动的叫“出席”，教书的被称为“教席”；把亲人团聚、朋友聚会或者宴请宾客的形式叫作“宴席”，也有的叫作“筵席”。而有关“席”字的成语就更多了，“割席断交”“席不暇暖”“一席之地”“席地而坐”“寝不安席”“座无虚席”“席卷天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北方农村的“炕席”已经越来越少，我们能接触到的“凉席”也仅仅到夏季才被用来消暑。此种语言现象说明，在先民的物质生活中，席子的作用要比它在今天大得多。
席地而坐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很难将“席”与家具联系在一起了，但在上古时期它不但是一种家具，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席”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铺垫用具，在家具发展史上历时最长、最古老。在甲骨文里，“席”被写成一个长方形的象形字，中间好似席的织纹，可见席的样式，几千年来大致一样。新华网2016年1月15日曾报道：“根据美国权威期刊《科学报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科学家鉴定了一片出土自浙江的芦苇席，距今大约有7000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准确鉴定和测年的编织品。”在闻名中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草席，在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有四条草席，其中两条长2.2米，宽82厘米。其编织方法与现代草席相近。
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行为动作。而坐姿随着坐具的变化，秦以前，古人“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称长跪，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与席地跪坐起居方式相应的坐卧具，就是席和床。
采用跪坐的方式坐在地上，膝关节很容易遭受寒冷、潮湿的侵袭。虽然古人对住房内的地面进行了种种特殊加工，如用火烧烤地面，或抹一层白灰等，但人们要久坐，必须要有一定的铺垫物，即“筵”和“席”。筵和席都是铺在地上的坐具。筵长，席短。地上底层铺的较粗的叫筵，筵上面铺的精细编织物叫席，合而统称筵席，人皆席地而坐，在上面饮酒吃肉，称筵席。今天，人们还会用“筵席”一词指代酒席。
席不仅是重要的实用家具，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一般来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而平民百姓只能铺一重席。席一般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大小不一。大的可坐四人，小的可坐二人。小方席称为“独坐”，只供一人使用，多为尊者、长者而设。
古人以居席之礼别尊卑。有同席之限：男、女7岁以上、出嫁姊妹与兄弟、父与子等3种情况之一不可同席；也有异席之礼，《礼记》规定：群居5人，则长者必有异席；5人及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外安排一张席子。这样就产生了“主席”这一词语。另外还有“首席”“末席”等词语，都体现了“席”的礼制意义。古书中就有不少因座席不当而拔剑割席分而坐之的描述。《史记》记载，卫青的两位门客任安与田仁一次到平阳公主家，安排他俩与“骑奴同席而食”，二人“裂断席，别坐”。管宁与华歆因志不同，更是产生了“割席断交”这个成语。
至今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席地而坐仍然盛行。日本在一些传统的场合，还可以看到跽坐的场面。日本的榻榻米就是由席演变而来。
举案齐眉
人们席地而坐时，由于腿足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时间久了会感觉酸痛，为了减轻跪坐的不舒服，东周时期出现了几。几是供坐者凭倚以缓解疲劳的。几提供一个外在的支撑，这种几又叫凭几，凭几非为放置东西使用，所以几面较窄，可以放在身体一侧以单肘倚着，也可以放在身前，把双膝伸入几下，双肘倚着。
《伏生授经图》（局部）明，杜堇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藏有一幅我国明代画家杜堇所做的《伏生授经图》，该图描绘的是伏生向汉朝宫廷派来的学者讲述《尚书》经文的情景。传说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古籍藏了起来，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大劫。汉文帝时，九十多岁的伏生开始讲授他珍藏的古籍。因为年迈，他已经不再讲究坐姿，而且，他的身旁还有一只凭几。宋朝人习惯称凭几为“懒架儿”，一个“懒”字，便道尽了这种家具的功能。《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宋徽宗微服私会李师师时，就写道：“二人归房，师师先寝，天子倚着懒架儿暂歇，坐间忽见妆盒中一纸文书。” 懒架儿除了可以搁臂，还可以用来搁脚——睡觉时将脚搁放在凭几上，就如宋佚名《槐荫消夏图》 （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这样。可见直到宋朝，人们还在使用这种家具。
“几”这个字，从形象既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后来，凭几的形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慢慢地有了半圆形的和更加宽大的几。有的几上面也可以放些东西，类似于今天的茶几。
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则是人们进食、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与席地而坐的习俗适应，案也较矮小，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个髹漆食案，高2厘米。出土时案上放置食盘、耳杯、卮和一双竹箸，再现当时贵族案饮时的情形。东汉时还有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一直被视为妻子敬爱丈夫的典范。
合塌对饮
古代房屋的门窗没有今天这样严紧，人们席地而坐身后放一个遮挡物，即安全又挡风，这就有了屏风。屏风在古代不仅是一种家具，还是建筑的活动隔断。先秦至两汉时代，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常常一座建筑具有多种功能，为了适应起居、会客、宴请等不同要求改变室内的布局，需要随时将室内的空间按需要重新分隔。随着建筑斗拱的不断发展，建筑内部空间越来越高大，为解决空间过大的问题，人们往往将屏风配以飞罩、挂落等来完成空间的重新划分。图案优美的屏风即可以起到分隔和充实空间的作用，又给人一种宁静和深远的感觉。渐渐地，屏风又发展出一种权威和仪式的象征，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需要摆出一个主位的时候就要摆一个屏风。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国家领导人在接待国宾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个大屏风，即使没有屏风也会有一幅巨大的画来代替，这可以说是古代礼仪的延续。
中国古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家具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家具除了席以外，基本是以木材作为主要原料，即木制家具。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构筑房屋时成熟的木工技术，特别是各种榫卯结构，为家具制造的提高创造了技术方面的条件。除榫卯结合方法外，还有用胶结合、竹木钉结合、绑扎结合等方法。
继席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坐卧用具是“床”，其出现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后，床的出现是对席地而坐（卧）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改善。最初的床都非常低矮、简陋。就是在木质或石质的床腿上搭一块木板或石板。在战国向两汉的发展过程中，床的制作随着古代建筑榫卯工艺的发展成熟以及木漆工艺的产生和推广，有了很大的进步。
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的床是目前所见最早并保存完好的实物。该床长2.18米、宽1.39米，足高仅0.19米。床周围有栏杆，两边栏杆留有上下床的地方。床体施黑漆，装饰红色方形云纹，六个床足雕成长方卷云纹。床框有两根横档，一根竖档，上面铺着竹条编小的床屉，床上有竹枕。可见受席地而卧的影响，这个床又大又矮。
在史书中，关于床的记载很多，如《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商君书》有“人君处匡床之上而天下治”，而这里的“床”不仅是指卧具，也是一种坐具。专门用于坐的床大都床体较小，不能用于卧。“匡床”就是一种仅供一人坐用的方体小床。庄子《齐物论》就有“与王同匡床，食刍豢”。到了汉代，床的名称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不仅卧具、坐具，其他用具也有称床的，如梳洗床、火炉床等等，甚至还有人将所骑之马称为“肉胡床”。西汉后期，出现“塌”这个名称，专指坐具。如今人们习惯以“床榻”并称。
一般认为，塌是由商周时期的匡床发展而来的，到汉代已经是一种普及化的家具。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席的变化已不能满足上层贵族追求享受的需要。由于几、案等逐渐向高、大发展，与低矮的席日益不相称。随着传统礼制的破坏和时代的发展，这种比床小、比席高，专门用于坐的家具——塌便应运而生了。
塌在汉魏时期非常流行，塌的体积较小，而且比较轻便，有独坐和连坐之分。独坐即一人坐塌，连坐即两人坐塌。《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周瑜推荐鲁肃与孙权，孙权与鲁肃就曾“合塌对饮”。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多数人共坐之连塌，《北齐校书图》所记录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刊校五经诸史的故事。一张榻上，坐着四个人，吃的、喝的、用的、玩的都在上面，画上还画着两只凭几。
《北齐校书图》（局部），北齐，杨子华
坐式革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佛教的兴盛传播，对中国文化性格的改变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种文化的大变革时期，传统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动摇。
佛教的进入首先改变了人们关于“坐”的观念。佛与菩萨的坐式，与我国传统的席地坐式截然不同，不是跪坐，也不是箕踞，而是垂足坐。各种佛与菩萨的高型坐具以及他们的垂足而坐的坐姿对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和低矮坐具形式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动摇作用。随着佛教的传播，正如王世襄先生所言：“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渐渐淡薄，箕踞、趺坐或斜坐，从心所欲……至南北朝，垂足坐渐见流行……入唐以后……椅、凳不算罕见……唐代正处在两种起居方式消长交替的阶段。” 坐姿的改变推动了坐具由席、垫、低足坐具向高足坐具发展的过程。
最早传入中国的高型坐具或许就是“胡床”，胡床，又称交床、绳床，由八根木棍组成，坐面为棕绳联结，可以折叠，张开可坐，合起可提，使用方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马扎”。从胡床可以方便携带的特点不难看出，它应当源于经常迁徙的游牧民族。《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可见，至少在东汉年间，我国已经有胡床了。
今天椅子的形象最早见于西魏壁画《山林仙人》中。唐代人们开始把有后背与扶手的坐具称为椅子。在唐代的一些绘画中可见宫女坐杌（凳子）、椅的形象，不过这种行为一般多发生在女子私密场合，在南宋以前的绘画中还看不到女子在男子面前坐高型坐具的。
随佛教而传入的“绳床”一般认为是今天的椅子的前身。绳床是一种座面与靠背以绳穿织的椅子形式，是有扶手、靠背的高型坐具，主要是供行脚僧人所用，南朝梁名僧慧皎在《高僧传》中也曾写到说佛图澄曾“坐绳床，烧安息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人都坐这种“绳床”。可见，绳床与佛教有关，随着绳床的不断汉化，绳床的座面还发展成竹木混合结构，造型上更似椅子，对汉式椅子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这场“坐式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桌椅的高度，还要求视觉之内的所有家具高度的提升，包括衣柜、衣架、屏风、桌子等等。当然这一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持续了几百年才得以完成。在中国古典家具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典家具进入宋代之后才完成了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的转变，宋之前古典家具的使用风格是高矮掺杂。由此可见，五代时期，应是向这一转变过渡的重要时期。
高坐家具
关于唐及五代时期的家具，亦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坐的起居方式“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中唐至五代时期，以“桌、椅、凳”为代表的“高足高座”家具逐渐取代了以“席地起居”为特点的“矮足矮座”家具；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五代时期，仍然是以低座方式为主，这个过程直到南宋才最终完成。而这里争论的关键，就是对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断代上的争论。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整幅图以韩熙载为中心，全图分“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及“宴散”五段。由于是工笔画，画中人物、家具、服饰都极为清晰，为后人研究五代时期的生活提供了详尽的信息。细观全图，可发现其中的家具有床、榻、桌、椅、墩、屏风、灯架、衣架、鼓架、踏脚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外来高坐家具——椅和桌在这里已完全汉化。画中共有7人坐于榻上，1人盘腿坐于椅上，5人垂足坐于椅上，7人垂足坐于墩上，其余家具已不是上古和中古低坐时期低矮的家具式样。
《韩熙载夜宴图》流行观点认为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作品。由于五代绘画能保留到今天的很少，加上《韩熙载夜宴图》反映的内容详细，因此它有着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所以在涉及五代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时许多专家多以该图作为重要参照而得出相应结论。然而，清初以来也有一些研究者质疑此画的断代与作者，例如清初孙承泽鉴于其画风和流传就已感到它“大约南宋院中人笔”。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邵晓峰则从五代时期其他画作的比较中，认为五代时期，仍然是以低座方式为主。
不管怎么说，至迟到了宋代，人们已经从席子移到椅子上了，垂足而坐成为标准的坐姿。高足的坐具也已经成为百姓家中日常的用具。从人体生理结构来说，“垂足而坐”显然更加舒服，这也是高型家具在宋代全面取代矮型家具的重要原因。
另外，宋代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风格对家具影响深远。南宋的《燕几图》，成为今天可见中国最早的家具设计著作。由于当时建筑技术的发展以及“坐式革命”的完成，宋代家具的高度增加，使用空间增大，形式变化的可能性也变大。高坐家具获得了空前发展，创造了许多新形式与新功能，后世明清家具中的主要品种在这时候已基本齐全。以高坐家具中最为重要的椅子来说，就其造型而言，当时就有高靠背椅、低靠背椅、灯挂椅、四出头扶手椅、文椅、玫瑰椅、交椅、圈椅（有较多造型变化）和宝座等形式，这些差不多完成了后来明式椅造型的主要变化形式。
桌在宋代以前的使用主要被几、案、台等家具所承担。在宋代许多承具叫作“卓”，而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桌子以木材来制作，使早期的“卓”逐步演化为今天所熟知的“桌”。从《听琴图》中的琴桌可见其比例匀称，结构合理，具有浓厚的宋代文人气息。另外，从龚开《钟进士移居图》可见，南宋已经出现了带抽屉的桌子。
宋代家具材料主要以木材的使用为最多，在目前的宋代家具实物中，尽管尚未发现硬木家具的遗存，但是根据记载，再结合一些宋画上描绘的具有劲瘦风格的家具图像来说，可以想象，在当时，一些硬木是得到了一定程度开发的。乌木质地坚韧，在家具上对它以及其他硬木的使用说明北宋早期的家具制作工艺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北宋末、南宋初诗人陈与义词《菩萨蛮·荷花》中有“绳床乌木几”的说法。宋杨文公《谈苑》记载：“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说明在宋代，檀香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使用。
虽然宋代家具在总体上趋于方正简洁，但是并不排除少数家具在装饰上的穷工极妍，奢华无度。一些贵族富户还有以“滴粉销金”来装饰家具的。在现存宋代家具图像中，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后像》和《宋神宗后像》中的座椅装饰也繁复华丽，而《六尊者像》《张胜温画梵像》《罗汉像》等宋画中的一些佛教家具也有讲究复杂装饰的。虽然这些家具的审美倾向和宋代家具主流不一致，然而它们在这些复杂工艺上的锤炼与熟练技术上的积累无疑为日后明式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宋代的积累，才迎来了我国古代高坐家具的巅峰时代——明。
参考资料（陈志刚《中国古代坐卧具小史》；央视风云《家具里的中国》；梁旻《宋式家具》；余赠振、冯盈之《中国古代席居文化探析》；邵晓峰《<韩熙载夜宴图>断代新解》《宋代家具：明式家具之源》等）
文｜黄金生
来源｜中国家博会20周年纪念专刊
本文来源：网易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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